“北京又在砍树了。一扩路，就砍树。这几乎成了北京道路建设的模式。”——刘方炜《树的灵魂》

　　“在土地为我们提供生计这个事实和土地就是为此而存在的推论之间，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区别。”——利奥波德《沙乡年鉴》

　　人们总是从与自己关系的远近来判别事物的利害。在中国，“家”是一个基本分界限，一般分“家里”和“家外”，推而广之有朋友和非朋友，认识的人与非认识的人。如排队买票或者排队吃饭，中国人的远近关系就表现得到十分明显。如果张三认识李四，张三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插在李四那里，全然不顾他人。乘地铁抢座、到图书馆占座，情况类似。
　　近代伦理考虑的范围要大得多，但通常仍然限于“同类人”。
　　利奥波德(Aldo Leopold, 1887－1948)在《土地伦理》一文中讲过一个故事：奥德赛(Odyssey)返回家时用绳子绞死了一个女奴，因为他怀疑女奴有不轨行为。他的做法是否正确并不会引起质疑，“因为那时女奴不过是一种财产，而财产的处置在当时与现在一样，只是一个划算不划算的问题，而无所谓正确与否”。在那时，女奴不算“人”，奥德赛的妻子属于“人”的范围，但女奴除外，于是杀死女奴并不违反道德。这个故事是明晰的，有说服力的。后来有类似的努力，如黑人民权运动，因为“黑人”曾经不算作“人”。马丁·路德·金(Martin Luther King, 1929－1968)的“梦”就是想把黑人变成人的一部分，使之成为人类共同体(community)的一组分，享受人的伦理和权利。
　　随着社会的演化，伦理学讨论的范围有了质的飞跃，试图超出人类而达于外物。
　　首先是一般的动物，它们被包含在类似于人类的“共同体”内。伦理主体的扩张，是一个远非论证清楚的观念，但却体现了人类思想的超越性，它绝对是一种值得关注的、并将产生伟大影响的思想。
　　伦理是否可以像利奥波德、斯耐德(Gary Snyder, 1930－ )等人所做的要扩大到人之外的动物、植物及土地？普利策奖得主、著名诗人斯耐德曾说，植物和动物也是“民”，在人类的政治讨论中它们应有一席之地和说话的资格。难道这不荒唐吗？这不是“万物有灵论”的翻版吗？世上有谁能够清楚地论证植物何以具有伦理地位？
　　这涉及许多复杂的哲学和伦理学问题，我们还是先看一个具体的实例再作说明。

　　植物的“有用”与处置
　　老子《道德经》76章说“木强则兵”。高亨对此的解释是“木强则被人砍伐，不能久存”。
　　《庄子》外篇《山木》记述：“庄子行于山中，见大木，枝叶盛茂，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。问其故，曰无所可用。庄子曰：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夫！”
　　老庄哲学本有内在联系，但区别还是明显的。老聃更强调居下守雌，庄周则灵活一些，不单纯强调取上或者取下，只是顺应自然、与时俱化。以上谈到树木的命运，结果是相对的。前者由于强盛、有用而折命，后者因过于强盛而用不上，反而得以保命。《山木》接下去讲两只雁，一只会叫一只不会叫，主人款待客人时命竖子杀了不会叫的。
　　山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，此回大雁以不材而死。弟子搞不懂，就问庄子：“先生将何处？”庄子答得颇玄：“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。”其实并不玄，庄子认为原来设定的逻辑可能性本身就是陷阱，他的答案本来就可能位于那些设定的可能性之外。
　　老庄无非拿寓言说事，即编故事讲道理。在老庄眼中，人之外的树木，仍然没有独立自存的价值，有材与无材仍然需由人来确定。树木之该死该活，都是由人偶然决定的，因为是人赋予它们有材或者无材的属性。

　　中国云南红豆杉可谓“怀才罹罪”　大难临头　
　　近些年，有一种名叫红豆杉的植物因其“有材”广泛引起人们的注意。它属于红豆杉科(Taxaceae)，裸子植物门十多个科中的一科，又称紫杉，是世界濒危树种。1971年美国一化学家从红豆杉(Taxus breuifilia)树皮中分离出高抗癌活性紫杉烷二萜（音“贴”）化合物“紫杉醇”，发现“紫杉醇”具有独特的抗肿瘤作用。据说紫杉醇对治疗多种癌症有显著疗效，“特别是对晚期卵巢癌和转移性乳腺癌治愈率达33%，总有效率达75%以上”。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(FDA)于1992年正式批准紫杉醇用于临床。据估计，世界每年紫杉醇需求量4000千克左右，但全世界紫杉醇的产量仅约250千克，供求关系严重失衡。原因是天然红豆杉很少，人工栽培的还没长大。
　　据《人民日报》2001年10月17日第5版，2000年全球紫杉醇针剂的销售额达20多亿美元，国际市场上优质紫杉醇的售价已高达每千克18万美元。
　　需求拉动供给，中国云南天然红豆杉林遭了殃，虽然红豆杉是中国国家一级保护植物。仅在怒江州境内，就有加工红豆杉树皮的企业5家。据《南方周末》记者调查，1993年，民营企业云南汉德公司成立，其主要业务是从红豆杉中提取紫杉醇。1995年，汉德公司依靠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技术，建成了中国最大的年生产能力50千克的紫杉醇及其系列产品生产线。1999年2月，该厂的产品还通过了美国FDA认证。汉德公司的紫杉醇年出口量为20－30千克（1千克紫杉醇需用树皮15－30吨）。2000年底该公司与美国签订了价值6亿多元的供货合同。在广东、广西、陕西、四川、上海、海南都有加工、经营紫杉醇的工厂、公司。这样，从1994年到1996年，在红豆杉分布最多、最集中的云南，红豆杉遭受了第一轮浩劫。
　　据《南方周末》，2000年6月，丽江县普米族农民张春山看到家乡的红豆杉惨遭破坏，开始调查丽江周边的红豆杉被剥皮情况，他跑了两个多月，近千公里路，被红豆杉的惨况所震惊，愤而投书昆明的媒体呼吁。文章见报了，但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。2001年5月，“他又再次跋山涉水，调查红豆杉受损情况，发现情况比去年更糟，再不制止，不出两年，红豆杉在云南就要灭绝了，焦急不已的他，又是请报社记者，又是上书国务院，终于引起了云南省的重视。”
　　2001年10月18日《南方周末》曾民、张林报道，云南大片的红豆杉被剥皮卖钱了，记者目睹了一棵生长了数千年之久、胸径达2.6米的“红豆杉王”被剥了皮，“只因为它的树皮能提取世界上最昂贵的抗癌物质——紫杉醇。当地农民刘文平在今年7月份花了4天时间才把它剥完，获利四五百元。”
　　“在这棵红豆杉王的附近，还有五六棵树龄上百年的红豆杉，它们也没能逃脱毁灭的命运，皮被剥光，树被连根砍倒，裸露的树干鲜红鲜红的，像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在泣血。”
　　据说，最近两年，云龙县被剥的红豆杉不下万棵。
　　在云南丽江，红豆杉被剥皮的现象更为严重。在丽江许多乡镇上演了一场可怕的“剥红豆杉树皮大战”。记者说，有些林区剥树皮的人多时上千人，深山密林里到处可见拉树皮的马帮和拖拉机。
　　记者在几天调查中，只见到几棵50多厘米高的活着的红豆杉幼苗，却见到了数百棵被剥皮、似乎流着血的红豆杉树干。
　　人们看到了红豆杉的功用，而这成了红豆杉殒命的原因。以土地伦理、自然伦理角度论，天然生长的红豆杉生来并非只图今天人为之剥皮。原则上考虑植物的功用，不能算错。问题是考虑的时空尺度有多大，能否做到可持续使用和发展。
　　我到云南两次，一直想亲自看一下自然生长的红豆杉林，却未能如愿。在丽江玉龙雪山云杉坪，倒是见到许多美丽挺拔的云杉（Picea likiangensis，松科，不是杉科），我禁不住诱惑，还上前缓慢抚摩了它的树干，细致观察了折倒的轮状树根（与长白山山上大树一样，树虽大，但经不起大风吹袭）。我发现云杉坪土层很薄，约10－20厘米厚，下面多是灰白色的砾石，有点像北京修马路时先放下的渣土。可以想见，那里地表植被一旦被破坏，短期想恢复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参天大树在这样的地方长大，需要慢长的时间。我们始终不见红豆杉的影子，问过当地牵马的村民，说是我们所到的高度还不够，不可能见到红豆杉。回昆明，在“世博园”终于看到了红豆杉，却是矮矮的，与北京所见差别不大。
　　我国是裸子植物大国，苏铁、银杏、松、杉、柏、红豆杉等各科样样都有，红豆杉科紫杉属就有东北红豆杉(Taxus cuspidata)、中国红豆杉(T. chinensis)、南方红豆杉(T. mairei)、云南红豆杉(T. yunnanensis)四种，另外此科还有三种其它属的植物。
　　在东北和华北能见到东北红豆杉，北京市植物园有其变种矮紫杉(T. cuspidata var. nana Rehd.)。东北红豆杉为常绿乔木，叶呈不规则状按两列着生，与枝成45度角斜展，叶条形，长1.5－2.5厘米。宽0.2－0.3厘米。雌雄异株。球花单生叶腋。种子为卵圆形，生于鲜红细嫩的肉质杯状假种皮内，长约0.5－0.7厘米。
　　红豆杉上的红豆像仙果一般，细嫩晶莹。鲜红的果杯与着生的翠绿羽叶以互补色交相映衬，分外妖娆。
　　从长远看，解决供需矛盾，需要大力人工栽培红豆杉。据云南林业厅2002年7月的消息，云南省已经有人工种植的红豆杉幼林1600多亩，13多万株。全省现有红豆杉苗圃面积144亩，育苗株数1036万株。全部为1990年以后种植的，胸径均在5厘米以下，尚无蓄积量。
　　如果20世纪80－90年代或者更早些时候，就注意红豆杉的市场需求，严格保护红豆杉，早早栽培，也不至于让活了几千年的野生红豆杉被活活剥皮，酿成无法挽回的损失。
　　说到底，谁对天然林具有处置权？是人吗？什么样的人？根据什么？“我有科学我怕谁，用科学能够解决一切现存的以及将要出现的问题。”“我们战天斗地，我们豪情万丈，我们天不怕地不怕。”“我们是最高等的有理性的动物，是万物之上帝。”“万物于我有用，我便赋予其价值。大用则大的价值，小用则小的价值。”但是，按唯物主义的讲法，万物独立自存，自有其存在根据，相当多的动植物“比我们先到”。其实，我们只是普通的一个物种，与昆虫世界相比，就物种个数而言，我们不过是1:100万的关系。生物多样性是保证地球生命持续生存的必要条件，即使为了我们自己，我们也要手下留情，让其他物种能够好好地生存，让生命赖以存活的环境更美好一点。
　　讲一则小故事。2002年9月10日我到北京嘉里中心修奥林巴斯数码相机，因走错了路意外见到一株美丽的植物。在建国门出地铁站北行，经过华润大厦和浦发银行，见一株挂满果实的海州常山，红红的萼片托着亮闪闪的粒状黑实，吸引我停下前去观察。举相机便欲拍摄，被门前警卫拦住。说楼前禁止拍摄。可能是担心我为将来抢劫银行先行“踩点”，又恰逢“9.11”前夕。当说明只是为植物拍照时，他默许了。见我翻来复去拍摄，也凑上前观察，没觉察那植物有什么特别之处，便问：“这有什么好拍的，它有什么用，能吃吗？”我回答：“不能吃。”这位约十八九岁的小伙子不假思索地抛出一句：“那有屁用。”也好，如果大家都觉得它没用，至少不会滥用它。
　　说到这里，不得不提西双版纳傣族人的智慧。到版纳旅游会见到遍地的“埋细列”，特别是在傣家村落、竹楼旁边和马路两旁。“埋细列”是指一种豆科决明属乔木铁刀木(Cassia siamea)，因树心是黑色而得俗名“黑心树”。黑心树抗旱、不择土壤、生长迅速，萌发力极强，还可用种子培育幼苗，栽培方便。一株黑心树幼苗，只需四年时间便能长到手腕粗。傣家人历史上学会了使用人工营造的用材林，竹楼前常栽种此树，主要当薪材用。特别之处在于，傣家人每次并非连根砍掉树木，而是留出一米到两米的树桩，让黑心树不久再次发出更多的新枝，以后再砍新枝用。这样，这些树可以连续为傣家服务几十年。此做法既实际又绿化环境，还保护了天然林，真正是“可持续发展”（谁说可持续发展观念全是外来的，我们本来也有一些，只是没有宣传开来），十分科学，也有人文内涵，值得汉人及其他民族学习。
　　末了，还有一则好消息：据《福建日报》，2002年福建福清市一都镇发现千亩南方红豆杉群。它们是在一都镇海拔700米以上的高山密林中发现的。成材林达1500多株，树龄基本在100年以上，其中最大一株胸径达63厘米。如果保护不好，这同样会变成一则坏的信息。

　　植物伦理　在论证与信念之间
　　红豆杉的故事可以得出什么教训？一种容易理解的解读是，人类或者人类中的某一部分（如正在奔小康的中国人）不可过分短视。为了自己或者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，我们应当保护植物资源，不可为了一时的小利，而损害了长远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利益。这种基于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的伦理解释，直到目前仍然流行，它是有道理的。
　　还有基于非功利考虑的伦理，至少不直接涉及功利目的。这种伦理具有真正的超越性，利他行为就是一个表征。利他行为普遍存在着，虽然有人试图用功利性来解说利他行为，但我很怀疑这种还原是否是必要的和可行的。母爱是一例，母亲爱儿女，虽也有功利因素，如望子成龙从而改变家庭境遇，但如果把这种深沉的爱全部还原为一种功利关系，便是对人性的一种亵渎。
　　人类利用植物，红豆杉是其一例。我们没必要反对这种利用，利奥波德甚至不反对打猎。但是，另外一个事实是，植物、动物并非因人而存在、为人而存在，从进化的角度看，人是相当晚近才出现的物种。仿照利奥波德，我们可以指出，在植物为我们提供生计这个事实和植物就是为此而存在的推论之间，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区别。
　　当我们有决心扩大伦理主体，把自然界中的土地、植物、动物都视为与每个人类同的伦理主体时，我们会进入一种全新的境界。利奥波德1947年说：“只有当人们在一个土壤、水、植物和动物都同为一员的共同体中，承担起一个公民角色的时候，保护主义才会成为可能。”
　　刚才提到的“一级”教训是，人类要懂得“保护”资源的重要性。但如利奥波德所言，“保护”并不是很容易实现的，就算为了保护，也得有更进一步的要求，即人类完成一次超越，把他物纳入伦理视野。这里面有一系列难题：
　　1）扩展伦理主体是必要的吗？即如何论证环境伦理的正当性？
　　2）非人类主体如何行使权利？
　　3）伦理扩展意味着什么？
　　4）环境伦理学的“说明模式”是否可以还原为某种功利主义的“科学说明”？
　　5）坚持环境伦理准则，是否要以某种宗教为依托？
　　这些问题都无法确切回答，但可以尝试写出注解。历史地看，伦理主体的确在不断扩展，纳什(R. F. Nash)的《大自然的权利：环境伦理学史》一书的导论中有两张图表，极好地展示了此扩展过程。两图表明确表明，单调发展的扩展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此事实与它是否得到有效辩护是两个问题。首先这个事实必须尊重，其次其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部分辩护的，持有那样一种观点或者信念是有一定理由的。纳什作为一位思想家，记录了环境伦理的种种探索，作者个人的观点被放在一旁，他“并不提倡扩张伦理学的范围使之包括自然界”。但是，纳什的叙述本身明确传达一个信号，环境伦理的思想是可贵的、有价值的，在历史上已经产生了影响，并且将来将产生更大的有益于人类社会的影响。
　　纳什还说：“我将不怎么关心一个伦理学观点在政治上是否合适、在哲学上是否正确或在科学上是否有据，而是着眼于它的产生，着眼于它产生的背景以及它对后来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。例如，关于上帝创世的圣经解释和关于地球是平的观念，已被广为驳斥，但它们对思想史家来说却仍然很重要。总之，重要的不是一个观念的得与失，而是它在历史上是如何发生影响的。”顺此思路，我想说的是，植物伦理地位的考察虽然政治上不一定正确，哲学论证上也不一定是通顺、明确的，但我依然确信，它是一个伟大的思想。我们可以就植物伦理给出一定的辩护，如用自然的“平衡”概念，演绎地推导出现在的思想，但是这条进路只能有限度地进行。这并不是环境伦理或者植物伦理自己遇上的独特问题，其他事务也碰到过同样的不完全辩护的问题，如科学知识的可靠性。辩护也总是有限度地进行，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出现循环，除非抬出上帝，否则辩护是没有尽头的。
　　有人在提倡保护环境时，常说“我们只有一个地球”，但这是一种表层的理解，一种功利化的理解。如果我们有两个地球呢？我们是否就可以不保护地球、就可以随便破坏呢？我们如果有无数植物可以利用，是否就可以任意处置植物呢？回答是多样的。有人回答说，当资源不太多时，仍然要保护，当资源很多时就不必了。但是另有人回答说，在任何情况下，都要保护地球，都要爱护植物。这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、伦理观，它们有重叠的部分，但也有不同的部分。完成观念上从人类伦理到自然伦理的超越是相当困难的，即使观念上我们已经认可了，操作上仍然是一个相当复杂相当长期的过程，可能是一种无限的过程。重要的是，不以善小而不为，不因为是无限过程而放弃时时不倦的努力追求。
　　第二个问题并不像想像的那么困难。自然的“报复”就是对不恪守伦理承诺的一种响应。但是，我们通常只是在出现了环境问题时，在森林被破坏而引起洪灾时才觉察到植物作为伦理主体的存在。用SSK（科学知识社会学）的话讲，我们习惯于当出了差错时才看到因果关系，当事情正常运作时仿佛因果关系不存在，其实无论何时因果关系都在起作用。要做的只是转变我们观念，把植物等“想象”成真正的主体，这“想象”一定程度上确是构造的，一定程度上又确实是真实的。
　　伦理扩展意味着人类的进步，代表着人类心灵的超越能力突破了传统的束缚。伦理是对个体行动自由的某种约束，又是对群体行动自由的某种保障，人、动物、植物、土地等等一旦组成“契约”共同体，便都要肩负起主体应尽的义务，行动上都要面对一定约束，这不仅仅对人而言如此，对他物也一样。我们尊重动物、植物等，并非无条件的，正如我尊重他人并非无条件的一样。当他人的行为违反伦理规则，人们有权利出面反对，甚至不惜发生战斗。当一种植物疯长而破坏环境时，如凤眼莲（即水葫芦）和野葛①，人们有权利对其采取制裁措施。
　　第四个问题是说，环境伦理是否能够还原为原来的人类伦理。我想原则上是可以部分还原的，但不大可能彻底还原，因为这种扩展是一种真正的发展，是一种“突现”，还原只能相对地做到。这正如日常语言中有许多目的论的描述，它们可以一定程度上还原为因果说明，但不可能全部做到。日常语言使用目的论术语不但是为了方便，也表明人是有目的的动物，人的意识能够调整人的行为。同样，环境伦理有相当成份是可以与传统人类伦理衔接的，但可能有些成分是特有的。但是这样一来，它说明了什么？人怎么可能超越自身而创造出比人还高的主体？这其实可以最简单地作答：看看各种宗教吧。
　　于是遇到了第五个难题：环境伦理是否一定与宗教联系在一起？的确有许多环境伦理与宗教有联系，但不能说必然与宗教联系在一起。可以设想非宗教的环境伦理。人们尊重他人，并非出于他人神圣，人们尊重植物，也可以并不视植物为神圣。如果并非基于某个神圣主体，没有了敬畏，环境伦理如何是可能的？在现实中又是如何具体体现出对其他主体的尊重的？
　　事实上有一种简便的说明：人们可以通过“报答”的方式，时刻提醒自己其他主体的重要性和任何时刻任何地方的“在场”。人们使用自然物，利用植物，是可以做的，但要记住这份“情义”，在适当的时刻报答这份情义。一个有道德的人不应当为情义所困，不能让情义的“债务”积累到使自己背上“背信弃义”的恶名。这情义是主体与主体交往的过程中即刻产生，知恩不报非君子。一点点情义是可以不必立即报答的，这正符合人们通常可以放心地利用自然。但是要记住，这情义是可以累积的，当情义累积到一定程度，当事人就应当想办法去偿还情义，如果不这样做他便应当有负罪感，就应当受到人们的嘲讽和蔑视。具体例子是，人们可以砍树筑屋，但要注意植树造林；路边的野花可以采，但不要危害野花的生存。红豆杉不是不可以用于制药，但是灭绝式的利用将会使人们欠下难以偿还的情义，人们必将为此而受到自然的惩罚。
　　如何把握“度”呢，什么样的利用是允许的、可接受的？其实这是一个灵活掌握的问题，重要的通过内省，努力通过自己的学识，用心把握。良心、情义从来不可以完全量化，但是人人心中有杆“秤”。用我们每个人内心的天平，是可以称出“度”来的，如果做不到，是因为自己还不曾用心。
　　如果以上短短的文字无法说服你接受环境伦理的想法，也请你注意，伟大的智慧很少得到明确的逻辑论证，我相信不远的将来，学者们会就环境伦理诸问题给出更有说服力的论证。但是此时，这真理就在那里，具有直接现实性，可以直观到，就如A=A一样，就如1 1=2一样。我们能够洞悉那是真理，但要论证A为什么等于A，1 1为什么等于2，却是困难的，而且是要绕弯子才能说清楚的。我们能够直接面对事物的本来面目，论证是第二性的。正如美国国父之一托马斯·杰斐逊(Thomas Jefferson, 1743－1826)在美国《独立宣言》中所说的“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”(self-evident)。在那个时代，人人平等是“不证自明的”，即self-evident，但那时所说的“人”不包括“奴隶”，现在人们可以明确地说所有人原则上都生而平等。当然，事实上人与人并不是生而平等的。伦理体现的就是“应当”而不是“实际上”。今日我们也可说植物有资格作为伦理主体，这同样是self-evident，这同样不意味着现实上它们已经成为主体。

　　现实：考虑了与没考虑不一样
　　在上一世纪90年代前曾在北京生活过的人，大概对海淀区从白石桥到中关树的一条马路（称白颐路）有深刻的印象。这条路有数排高大的杨树，它们确切生长了多少年，我不知道，但少说也有30年。我清楚地记得，杨林下也不是光秃秃的，下面种有丁香、紫穗槐和金银忍冬等。左右车道之间有3－8米不等的隔离带，用的也是这些植物，而不是水泥和铁栏。那曾是充满东方智慧的绿化大道。
　　常听说法国巴黎有某某林荫大道，我没去过，想象那一定很美。白颐路的杨林大道，就是我那时现实中的巴黎某某大道了。
　　读大学4年、读研究生6年，这些大树一直陪伴着我们，我们在那散步、骑自行车、乘公共汽车，以及偶然瞧瞧树干上的“眼睛”。现在一闭上眼睛，脑中仍能浮现那挺拔的杨树。树干上的无数双“眼睛”时刻在盯着我们，似乎企盼着我们能够诉说点什么。那“眼睛”成了鬼魂，泪水和着哀怨：“杀树像杀人一样，是要受到报应的。”②
　　我本不相信“业报理论”，但在砍树这件事上，我宁愿相信。我也仿佛一下子理解了小时候东北老家的大爷大娘常常说起的报应。老百姓真的相信有报应吗？对于弱势群体，相信比不相信，可能要好。除此之外，还能说和做些什么呢？
　　“白颐路”已经不存在了，因为它已经改名“中关村”什么路或什么大街了，或许还要改成“中国致富样板路”。
　　“要致富，快修路。”“要修路，先砍树。”
　　对于前者，也许还有一定的道理，至少对于某些地区的某些具体地方它或许是对的，而后者就完全没有道理了。但白颐路的扩建，就是这样血腥。我清楚地记得北大东门口一段的粗大杨树在一日之间，全部被伐倒，惨不忍睹。
　　现在这条路怎么样了呢？路确实宽了些，行车却比以前更困难（毕竟是发展了，人多了，车多了），大树也没了。
　　最近偶然读到刘方炜的一篇动情的小小纪念文章《树的灵魂》，勾起了我对这些杨树的怀念，我想绝对不只我一个人。90年代中后期，记得一次在电子邮件中向远方的友人顺便谈及白颐路杨树被破坏时，友人感慨万分。那友人从来不说脏话的，那次却脱口而出三字国骂！
　　刘方炜说：“北京又在砍树了。一扩路，就砍树。这几乎成了北京道路建设的模式。”
　　为什么会这样呢？砍树前决策者根本没有说出理由。准确讲，是说过的，即发展是硬道理，可以豁出生存搞发展，为了赚钱砍几棵树、几片树、几个地区的树，都不算什么。其实，他们永远不会说得这样明白，但意思与这差不多。
　　如果决策者多一份爱心，多多考虑一下树木与人类、与一个城市的关系，是不是情况会有所不同呢？我想会的，也只能这样想。
　　中关村，作为“村”或者“区”，应当有更多的树。中关村应当在白颐路的某个显要位置立块碑，上书“这里曾经是美丽的杨林大道”。
　　晚上“打的”回家，一出租车老司机也偶然提起在白颐路林荫大道上开车的享受。他只有小学文化，他希望路更畅通，但他说砍树是造孽。他没有在“砍树”和“路更畅通”之间标上必然推论关系，他说完全有别的选择。
　　他诅咒现在的路更难走，而且没有了树荫。
　　所以，仿照利奥波德，在植物为我们提供生计这个事实和植物就是为此而存在的推论之间，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区别。

注：

①防治水葫芦的好办法是生物防治。从美国和阿根廷引进的一种水葫芦象甲昆虫，专门以水葫芦为食，不危害其他生物，可用它及筛选的除草剂对付水葫芦。中国农业科学院对此已经进行了多年研究。

②引自刘方炜，《树的灵魂》，见《批评家茶座》，山东人民出版社，2003年第1期，第134页。